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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书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理论创新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14-06-25 [来源]: [浏览次数]:

作者简介:严书翰(1950-),男,福建福州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

中图分类号:D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14)02-0004-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许多重大理论创新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理论创新成果对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重大先导作用。

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

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和一系列重大政策突破。就理论创新而言,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及“三个解放”的论述。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时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重要论断既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又是重要理论观点创新。

那又如何理解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论述是重要理论观点创新呢?这是因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人民福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正如《决定》指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充分体现,无疑是重要理论观点创新。

《决定》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时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即“三个解放”)。这“三个解放”中的每一个“解放”的提法,都不陌生。但是把“三个解放”统一起来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有了新的理论意义。尤其是“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提法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我们说今天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就是指改革到了今天容易改的都改了,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是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当前出现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等问题,其深层次原因就是活力不足。所以,只有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激发活力,释放改革的“红利”。

(二)关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述。《决定》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时,鲜明地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性质和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三位一体的统一。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因此,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正确方向的根本保障。我们所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的错误,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不能改。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性质的论述,一定会对今后的改革实践产生重大先导作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任务,这是《决定》重大理论观点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是全方位的制度安排,即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它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这样与以往我们从发展层面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结合起来,丰富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国家治理能力是指运用国家治理体系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驾驭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的能力,是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最重要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从社会管理到国家治理这是重要的理念创新和体制创新。就理念创新而言,它体现了系统思维,即治理主体多元化包括了政府、社会和中介等治理主体。而且重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协调,追求双赢和多赢的结果。它体现了法治思维,即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理,建设法治中国的理念。最终要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它体现了互动思维,即顶层设计与群众参与相结合,制度硬件建设与道德软件建设相结合等。就体制创新而言,就是要建立起一整套与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以及与坚持系统治理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决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创新,必将对我们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重点的论述。这是《决定》中总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要求,又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即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传导作用。

自从1978年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后,迄今为止,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都是我国改革的中心和主轴。那么在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后,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什么?这是需要统一认识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这个重要论断告诉我们: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发展问题。“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因此,党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只有在实践中坚持这个重要论断,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对其他领域改革起“牵引”作用。《决定》也是按照这个重要思路来安排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的。在十五项改革中有六项是经济体制改革,加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几乎占了改革任务的一半。

(四)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论述。这个论断的理论意义和对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重大先导作用,可以与党的十四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断相媲美,这是《决定》中最重要的理论观点创新。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我们都是提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次是提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显然后者提法是在前者提法基础上形成的,因而这两个提法是与时俱进的关系。但是这“两个字”的改动,表明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发展经济必须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这是对现代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所作的深入浅出的表述。也就是说,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这个重要论断还告诉我们: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内涵和地位是不同的。就资源配置而言,市场是起直接配置作用的,政府是起引导和影响作用的。就起作用的地位而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是起非决定性作用。但这决不是说市场起全部作用,也决不是说政府的作用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简要地说,政府是起“到位”和“补位”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把这个重要论断的两层涵义说全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阐述了党中央对《决定》中涉及的十一个重大问题和重大举措的战略考虑。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摆在第一个,可以这么说,《决定》中的这个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基础上实现的重大理论创新。

(五)关于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并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论述。这是对邓小平提出的要经过努力使我们各方面制度定型的战略思想的深化和拓展。

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这是邓小平关于制度定型的战略思想。《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使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内涵是“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而且《决定》进一步指出了实现制度改革和定型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路线图是指这些重要领域的改革涉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制度。《决定》在论述十五项改革任务时,对其中每一项都指出了改革的关键环节。时间表是指到2020年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决定》关于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论述,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深化和拓展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方略。

(六)关于坚持和完善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论述。这是《决定》重要的理论创新。党在十五大就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且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都重申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

《决定》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段论述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础,两者没有老大老二之分。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摆在党中央战略考虑的第二条。他指出,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还从功能定位、产权保护和政策待遇上作了重要阐述。《决定》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保护、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全面论述了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无疑是重大理论突破。

(七)关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论述。我们党对协商民主的认识和实践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民主革命时期尤其是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协商民主认识的深化和实践中一步步扎实推进的轨迹,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文献中。这里尤其要提到2006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地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两种基本形式。《意见》是新中国成立57年来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颁布的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文件,其中协商民主制度的定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决定》在以往党的文献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论述的基础上有重要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全面深化改革框架中来加以论述。二是《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三是《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具体化和制度化。指出要拓宽五个协商渠道,要深入开展五种协商,要规范协商的内容和程序,要更加活跃有序地开展四类协商等等。

(八)关于政府职能的新论述。《决定》对政府职能的论述,表明我们党对它的认识有了新飞跃。

《决定》界定了政府的五项职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在论述政府职能时都讲了四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决定》与以往党的文献对政府职能界定相比,修改了一项职能,增加了一项职能,这是理论上的重要突破。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相比,十六大和十七大对政府职能作了这四项界定,可以说是政府职能的革命性变革。这次《决定》对政府职能的新界定,是政府职能的又一次革命性变革。

《决定》修改了一项政府职能,是指把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改为宏观调控,这是重大的修改。宏观调控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提出的根本要求。如果继续沿用“经济调节”的提法,那么不但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政府职能提出的要求,而且会给政府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留下空间,所以必须修改。所增加的环境保护这项职能,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对政府职能提出的新的客观要求。而且在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面临极其严峻状况下,增加环境保护是政府的重要职能,这合乎规律、势在必然。《决定》关于政府职能的新论述,这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重要理论创新。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最近中央组织部下发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其精神体现并贯彻了《决定》关于政府职能的界定。尤其是《通知》提出的“四个不能”是重要亮点,即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来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评定下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和考核等次。笔者相信,《通知》会对各级党政领导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全面小康的实践起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

当然,十八届三中全会理论创新不止这八个方面。比如,关于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以及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等方面,尤其是改革政策方面也有很多创新和突破,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叙述。

二、发挥理论创新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先导作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理论创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重大成果,必将对全面深化改革实践起重大的先导作用。而要发挥这些理创新成果对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先导作用,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宝贵经验总结为四条(即“四个坚持”)。其中第二条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可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一条红线。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阐述了党中央对《决定》十一个重大问题和重大举措的战略考虑。可以说,其中每一个战略考虑都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多次指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个根本的思想武器,要深入探求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使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发挥理论创新对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先导作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是由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把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概括了十个方面: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务实的思想作风。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改革,是要涉险滩、啃硬骨头、破瓶颈,是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因而,全面深化改革必然涉及深层次问题、深层次矛盾,涉及利益关系的深度调整,其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前已论及,《决定》把“三个解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三个解放”中解放思想是根本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35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每一次改革的重大突破,每一次体制机制的重大创新,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进一步解放思想一定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今天回过头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对此,我们会有更深的理解。

发挥理论创新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先导作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是贯彻落实《决定》的紧迫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和纲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和方法论。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出台了好的文件之后,关键在落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同贯彻落实《决定》的关系:一是贯彻落实《决定》解放思想是首要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了这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如果我们不进一步解放思想,那么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二是贯彻落实《决定》也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契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出:“中央决定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有利契机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部署,是一个战略抉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取得新突破。”而要有新的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全党要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即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来贯彻和实现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而这样的精神状态,也来自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密不可分。这就要求在贯彻落实《决定》过程中,对提出改革举措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深化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因此,要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

总之,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任,必须善于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来支撑,必须善于发挥理论创新对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先导作用,必须敢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完成我们党承担的历史使命,不负人民的期盼。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