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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内部矛盾背后的九种群体心态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13-11-04 [来源]: [浏览次数]:

所谓群体心态,是社会的一群人对社会感受的情绪化表达,是这一群人当下的、非掩饰性的、没有来得及加工的直观心情。群体心态针对某个或者某几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有感而发(如停车拥挤、交通拥堵、摆摊困难……),这些社会问题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群众眼前利益被损害后引起的缺失性心态。所以,群体心态着重表现为不满、愤慨、暴怒等反程序、反规则的情绪。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观点,受到挫折后的心理能量如不能及时得到缓解和释放,经长期积累,就一定会“爆炸”。而信息时代加大了人们心理的互动影响,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当前社会的缺失心理主要有:

一是缺乏信仰的无助心理。我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期,同时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业已高度发达甚至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复杂的人类文化和历史背景。这使原本以历史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的我国社会,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这个时候,需要有一套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来解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并让人们普遍接受。但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些意识形态尚处于构建中,这个时候一些人的信仰就会处于无助。

二是传统的盲从心理。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下,传统的盲从心理一直存在。虽然今天已经到了市场经济社会,但这种心理还是时不时地表现出来。重庆的“万州事件”、安徽的“池州事件”、山西的“神木事件”等都是以讹传讹,使数万群众在盲从心理下聚在一起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三是现实的失衡心理。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转换,决定了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必然发生相应的深刻变化,由此导致的过渡性失衡现象必然表现在方方面面,价值观念转换所引起的矛盾、冲突,社会心理的无序现象也必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很多不满和对抗情绪最后往往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

四是转轨的无序心理。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迁的转轨时期,在各种改革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暂时的“无序”。这时候,有一部分人在社会经济地位或生活机遇上处于相对被剥夺状态,也即丧失了旧体制赋予的既得利益或未能获得充分的改革时期的新机会,一般来说,他们就会做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时间一长或者他们的诉求不能得到满足,他们的心理感受就会转化为对致富或某些特权阶层的社会怨恨(如故意砸好车)。

五是累积的发泄心理。很多极端事件或群体性事件属于非直接利益冲突型,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参加是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即一种比较强烈的怨气。从心理学来看,共同的认知、共同的情绪基础是人们形成共同行为的必要条件,没有共同的认知,人们的积怨没有一个共同指向的目标,就很难产生共同的行为。

六是对干部的逆反心理。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必然产生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又最能应付官僚主义。按道理说,服务型政府应该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能够公平合理地处理利害相关者的矛盾和冲突。但现实中有些基层政府的决策随意性大,对涉及诸如征地、拆迁、改制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常常不尊重民意。一旦出事,总是能捂则捂,能压则压,能拖则拖。还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追求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漠视群众利益。结果造成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逆反心理。

七是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当前,还有不少群众法治观念不强,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往往一有问题就通过上访、闹事等方式解决;还有一些群众尝到了上访的“甜头”,利用有些领导求稳怕乱的心理,漫天要价,不断提出过分要求。而有些领导遇到这类事件时,害怕事态扩大,往往不问群众要求是否合理合法,一律让步满足。结果使部分群众产生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觉,无形中怂恿了极端暴力事件的发生。更多的群众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驱使下,抱着“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的心态,参与到闹事或者上访的行列,使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

八是打抱不平的江湖心理。在某些极端事件中,很多人是抱着打抱不平的心理参加的。这是由于很多群众看到弱者被欺负或弱者的利益被侵害时惯有的一种江湖心理。“万州事件”和“池州事件”就有很多群众是抱着保护弱者的心理参加的。这种心理实际上反映了两个深层次的心态:一是参加者发泄不满的心态。一些群众把对此事不满的心态发泄到彼事上,进行情绪转移,以此追求内心的平衡;二是寻求自己权利的心态。实际上,这些事件也是权利不均衡分配的结果,一些人通过打抱不平来寻求属于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

九是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相当一部分群众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依赖意识仍然十分严重。在社会的变革面前,不是主动求变、积极应对,而是等靠要和依赖政府。一旦个人利益受损就头脑发热,迸发出与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对立情绪,甚至通过暴力事件向政府施压。有些群众完全因为自身的原因造成利益受损后,不是自己去想办法解决,首先想到的还是找政府解决。一旦政府顾不上,就认为政府对自己不公了,就认为自己吃亏了,从而通过一些极端的方式来表达。